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的两难处境

周恩来重新夺回对经济工作的发言权，实属不易。

领导者在政府工作中发现“左”倾偏差较为直观，但要在全党上下彻底纠正这一倾向，却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原则在于，对于某些偏“左”的失误，进行适度批评或修正尚可接受，然而，若触及先前理论框架或整体错误实践，则绝不可取。

周恩来正是在庐山会议上，领悟了这一道理的真谛。

庐山会议之前，周恩来批评“大跃进”时说：

“摒弃了时间、空间、条件的限制，违背了客观规律，主观主义得以迅猛发展，进而催生了一种新的迷信。”

毛泽东也坦言：

“世人若未亲身经历挫折，缺乏实战经验，往往难以灵活变通。”

1959年夏日，毛泽东择江西庐山之秀美风光与宜人气候，意欲在此地既得避暑之乐，又可召开一场远离尘嚣都市的“神仙之会”。

初衷始终清晰明确，旨在针对“大跃进”时期以来在工农业领域以及整个国民经济中所显现的一系列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深刻反思，进而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

毛周在此点共识。

在会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于6月11日于北京召开了会议，就1959年度的物资分配计划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调整进行了深入讨论。

周恩来在会上对“大跃进”以来国家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方针上的失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无视了时间、空间和条件的重要性，违背了客观规律，导致主观主义思想迅猛膨胀。

原本旨在将客观的可能性与主观的能动性相融合，却导致了客观的可能性和主观的能动性都趋于无限，从而催生了一种新的迷信观念。

这里的批评指向十分明确。“迷信”的对象是何人，“迷信”的内容为何，以及这种“迷信”是如何孕育而生的，这些问题在大家的心中已有共识。

此刻，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对“大跃进”的看法亦有所转变，因此他敢于大胆提出打破那片主观唯心主义的“迷雾”，并敦促大家回归唯物辩证的思想和工作途径。

他接着说：

破解这种迷思之道，在于开放心态，接纳对立观点，无论左右，皆可容许。回归寻常生活，无需畏惧这种氛围。须知，有些事情并非一蹴而就。

置身于桌面之上，应鼓励质疑与提出异见，并培养聆听多样声音的习惯。切勿营造一种氛围，使得保守被视为一种禁忌，或是将右倾视为一种紧张情绪的来源。

6月13日，毛泽东同志于京城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重要会议。

在论及工业、农业与市场等议题时，毛泽东、周恩来及李富春均展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他们一致认为，“大跃进”运动的核心症结，在于对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有计划且按比例发展的重视程度不足。

周恩来说：

“在推进过程中，我们未能充分把握综合平衡的重要性，往往顾此失彼；在企业内部，对于各方面综合平衡的掌控亦显不足。”

毛泽东也说：

“年复一年，我们反复强调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却往往被忽视，结果似乎并无二致。无论是高炉、平炉，还是小高炉、小转炉，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协调，都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

世间之人，若未曾亲身遭遇困境，缺乏实践经验，往往难以灵活变通。

毛泽东实则是在自述其经历，亦是在历经挫折后，方始懂得适时调整方向。

正是为了推动这一共同的“变革”，毛泽东特意召集了核心领导层全体成员齐聚江西庐山。

在北京圆满结束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即刻踏上南行的征途。抵达长沙的当天，他便满怀激情地漫步于故乡的湘江之畔，于橘子洲头再度体验了“中流击水”的豪迈场景。

翌日，重返阔别32载的故里韶山，挥笔创作出了那首广为传颂的诗作——《到韶山》。

数日后，毛泽东重返庐山之巅，诗情勃发，挥毫泼墨，创作了《登庐山》一诗。

6月27日，周恩来离京南行，次日即在武昌接到毛泽东从长沙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他们共同商讨了庐山会议的筹备事宜。双方均认为，当前民众情绪尚显亢奋，有必要适当降温，促使大家保持冷静，进而深入学习政治经济学。

毛泽东强调，本次会议不宜过于紧张，应适当安排休息时间。同时，他向周恩来透露了为会议讨论所挑选的部分议题。

周恩来进行了补充说明，经双方商议，最终将讨论议题精炼为十九条。

阅读，时局考量，今年、来年乃至四年之内的使命，宣传层面的考量，综合协调的问题，群众路线的实践，构建与强化工业企业各项管理制度，以及提升工业产品质量，体制变革，协作区间的相互关系，公社食堂的运营，学会精打细算的生活之道，实施“三定”政策，农村初级市场的复苏，使生产小队转变为半核算单位，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力问题，团结协作的重要性，以及国际事务。

这19个问题，系基于总结经验之需而精心提炼。提前提出，旨在激发大家的思考热情，以便在会议召开之际，能深入探讨、透彻分析。

“彭总的信并无问题。”

鉴于毛泽东同志在会前已对形势作出三点判断，即“成就辉煌，问题诸多，未来光明”，因此在总结经验的过程中，与会者普遍遵循了既阐述“辉煌成就”又剖析“严峻问题”的路线来发表各自的观点。

嗣后，周恩来在回顾庐山会议初期心境之际，曾如此表述：

“回顾那时，我们基于过去一年对党的总路线执行情况的评估，齐心协力地迈进了新的一步。大家纷纷忙碌，最终齐聚庐山，以总结经验。主席指出，这既是总结，也含有休息的意图。这一年，我们的大跃进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诸多问题虽在逐步解决，其中许多已取得显著进展，而剩余的仍在持续解决中。在认识问题上，我们坚信前方充满希望。带着这样的心境和目的，我们踏上了庐山之巅。”

在这样的心境中，周恩来自7月2日会议启动以来，其思考的重点便转向了纠偏“左”倾路线。

会议进入第二天，周恩来应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的委托，致信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议。他提议将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提交的《关于当前工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分发与会各位同志，以供参考。

报告强调：

自大跃进运动开展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间以及工业领域内部所显现的某些比例失衡问题尤为严重，对此问题视而不见同样存在极大的风险。

报告建议调整和巩固措施。

同一天，周恩来还建议毛泽东将6月5日浙江省一生产队长给毛泽东写的一封反映农业生产中仍然存在的不实事实是、不因地制宜、不讲真话、瞎指挥等错误作风问题的信，印发政治局到会人员，以便让大家对“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有更清醒的认识。

自此，他陆续参与了东北小组、华南小组、华北小组、西北小组的多次小组会议，以及各协作区的主任集会，在这些场合中，他明确地指出了自“大跃进”运动以来，党在领导工农业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一系列不足与失误。

生产计划指标设定偏高，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过于庞大，导致国民经济结构出现失衡现象。

7月16日，在参加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之际，他与刘少奇共同回顾并总结了建设经验，他言道：

在稳步推进的同时，我们致力于探寻新的平衡点，既不偏颇于保守，亦非投机取巧。跃进的步伐并非每年都能保持一致的高速，然而，若以五年为周期进行平均，其速度依旧相当迅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钢铁产量实现了年均31%的增幅；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一数字更是攀升至35%。问题则是逐个被揭露和解决的。

正当周恩来等同仁力主纠偏“左倾”路线之际，毛泽东的思考却出现了转折。

原定于7月15日左右落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在参会期间对纠“左”不力的现状心生忧虑。于7月14日，他致信毛泽东，详述自1958年以来，他对党所犯“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深刻见解。

彭德怀在信中虽亦首先认可了“大跃进”所取得的成果，然而他更着力于坦率地指摘“大跃进”中的不足与错误。他强调，大炼钢铁运动既有其正面成效，亦伴生着“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弊端。

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虽尖锐，然而，这种批评在出发点、内容以及方式上，均未越界，仍旧是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向党的领导层提出的切实中肯之见。

在他的信函中，毛泽东认为其措辞略显激越，实则反映了一种深切的忧党、忧国、忧民之情。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同志的信件予以印发，并与会同志共享。他更亲自为之拟定标题，题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此刻，毛泽东的思想轨迹已从起初的反“左”立场，转向了对所谓右倾倾向的厌恶。原本计划闭幕的会议亦被迫决定延期。

在毛泽东审阅并批示印发彭德怀的信件之际，他亦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意图将北京主持工作的同仁召集至庐山。信中虽以商量的口吻表达，实则已带有通知的意味。

来函中提及：身处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部分部长以及若干委员会副主任，数量不宜过多（约十人即可），请问能否邀请他们来此参加本周剩余的会议？

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在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后，迅速作出安排。当日便紧急通知了留守于京城的彭真、薄一波、黄克诚、安子文等同志，要求他们即刻启程上山。

无论是初登庐山或是后来者，除毛泽东之外，恐怕无人料想会议的变革将愈发显著。

在彭德怀的信件刚被印发的那几日，周恩来察觉信中所述并无任何不妥之处。

“并无大碍。”

7月21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各部部长汇报会。在会上，他针对“大跃进”期间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并进一步指出：

承继去年的大跃进势头，今日我们再次发起跃进，却面临了颇为紧张的局面。这恐怕也是因为我们在主观努力上尚有不足，综合平衡工作尚待完善……当前，我们必须确保指标的落实。指标的落实并非意味着气馁，而是关乎我们究竟能跃进多远。这需要我们给出明确答案，但这并非对跃进本身产生怀疑。

7月23日，周恩来在与副总理们进行交谈之际，亦与彭德怀持有共识，他言道：

当前局势略显紧张，亟需寻求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其中的紧张，源自大跃进时期的紧张氛围，以及胜利在望时的挑战。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目标设定过高，超出了实际可实现的范畴，而在综合平衡方面也存在不足。

需振作精神，同时摒弃浮夸之气。激发斗志与实际行动应并行不悖。唯有将干劲付诸实践，方能成就真正的脚踏实地之志。

他与人中之杰彭德怀进行了交流，在交谈中，他向彭德怀透露了自己对毛泽东对其信件态度的理解，以及个人的见解。他言道：

主席指出，总体而言，情况尚可，但方向略有偏差。当然，他并未点明具体是谁。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什么重大问题。你尚未达到反冒进的境地，但确实存在这样的倾向。只要你能及时停止并认识到这一点，那就足够了。

而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由批评“大跃进”的“左”，开始转向对他所谓的“右倾”的严重关注。

毛泽东发表了一场冗长的讲话，庐山会议的气氛随之风云变幻。周恩来心中再次笼罩上了反对“反冒进”的阴影。

既要反右，又要务实的矛盾心态，造成了周恩来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

7月23日，经过再三思索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表了一通令风云突变的长篇讲话，讲话的内容，几乎都是针对彭德怀的信的。毛泽东说：

诸位已经谈了许久，能否让我也占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呢？我并未入眠。尽管服用了三次安眠药，却依旧无法入睡。有几句话想要表达。

他的话，越说越重：

当前，党内与党外均对形势表示担忧。有人指出，秦始皇之所以覆灭，乃因过度修建长城，而今我们大兴土木于天安门，却搞得一团糟，恐怕面临崩溃。至于党内……以广东军区为例，虽人数不多，但他们的言论同样混乱不堪……我认为，越是这样越能激发斗志，我们必须坚定立场，迎难而上。

何故我们能够坚信，神州大地不会沉沦，苍穹亦不会塌陷？关键在于，我们曾付诸实践诸多善举……我期望各位同志，广大多数派，挺直腰杆，坚定信念。

自少年至中年，我始终怀揣着一腔热血，秉持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信条。即便时至今日，这一原则依旧未离我左右。虽然我暂时选择隐忍，强行压制住内心的冲动，耐心倾听对方数周，待时机成熟，我将再次采取行动。

完成了十件善事，其中九件成效显著，却有一件不幸出错，那件不理想的举措被公之于众。若此，国家似乎将陷入灭亡的深渊，且理应如此。我对此持赞同态度，并打算退隐农村，领导农民群众。若解放军不愿随我同行（我坚信他们会支持我），我将另行组织力量，推翻现政权。

毛泽东不能接受彭德怀有关“大跃进”有“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批评，他说：

“资产阶级有些狂热。”

“河南与河北的居民共同孕育了真理，他们追求着罗斯福所倡导的‘免受贫困的自由’，并渴望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对于这种充满热情的态度，我们该如何评价呢？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地将其归咎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吧。”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将那些指出“大跃进”的错误的人归到了“思想动摇”、“方向错误”一类上去了。他说：

在此紧急关头，我恳请同仁们保持坚定，切勿轻易动摇。观察下来，我发现确有一部分同志在此时显得动摇。尽管他们口头上也赞同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正确性，但在实际中，他们的立场却随着讲话者的思想导向而摇摆，对某一方面的言论尤为倾向。

这部分人士属于“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类别，然而，他们的信念有所动摇。其中，有人在关键时刻显得动摇不决，无法在历史的风雨波涛中坚守立场。

毛泽东言辞间往往寓意深刻，其中不乏一听便知的言外之意，其中不乏对周恩来有所指涉。

我提醒诸位同志，在言谈的导向上需格外留意，同时确保讲话内容的准确性。欲使人信念坚定，须先自身坚定；欲令他人意志不屈，自身亦须坚定不移。

此次事件亦是一次深刻的警示：他们并非站在保守的立场，而属中间派行列。我所谓的“方向”，源自于部分人遭遇挫折，伤痕累累，心中忧虑重重，以至于立足不稳。他们在动摇之中选择站到了中间立场，然而究竟是更倾向于左翼还是右翼，则需进一步细致分析。

他们重蹈了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的覆辙，将自己推向了右派的边缘，仅一步之遥，便踏入那30公里的距离。如今，他们的这种言论，受到右派的欢迎。此类同志所采取的边缘策略，实乃极其危险之举。

毛泽东的话意在敲山震虎。

这些言辞，不仅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震撼，也深深触动着周恩来。反对“反冒进”的阴霾，再度笼罩于周恩来的心头。

毛泽东指责彭德怀犯了“右倾性质”的错误，判断党内外已经出现了“右派猖狂进攻”之势。纠“左”的思路由此阻遏，毛泽东转向了反右。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场以批判彭德怀为主的反右气氛，开始弥漫庐山会议。接连几天，各小组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及支持彭德怀观点的人，罗织出一条条的“罪状”，甚至大算起历史的旧账来。

在这种情境之下，原本专注于经济调控并期待庐山会议能够大力纠正“左倾”错误的周恩来，亦不得不分出一半的精力，来应对反右运动的问题。

7月26日晨，周恩来紧急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召开座谈会。他向与会者坦言，庐山会议所面临的严峻局面，竟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突然爆发。面对这一突变，必须直面战略与战术的选择，这实则关乎政治方向和工作态度的确定。他严肃地表示：

在政治立场问题上，我们绝不动摇亦不容许否定党的基本路线，这乃是我们工作的首要原则。我们采取战略上的从容不迫，既蔑视敌人，亦蔑视右派势力，坚定与之斗争，并积极对抗党内右倾思想的侵蚀。我们对克服这一难关充满信心。

在战术层面与工作场合，我们应秉持积极的态度，以解决已浮现的问题。

他强调：

在职场中，我们应秉持积极的心态，不空谈其词，而是直面现实中的严峻挑战，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绝不能以消极懈怠的态度草草了事。

在武昌会议中，显而易见的是，高指标的做法并不可取。然而，就基本建设而言，我与几位部长进行了深入交流，最终我们一致认同，当前的做法是在今年3000万吨、明年5000万吨、1962年8000万吨钢的基本建设规模上适当削减和调整，而非从战略层面进行全新的设想与布局。

如何能如此安心地继续下去？若我们继续如此，此次庐山会议未能阐明这一问题，年底时恐怕将出现更多的不均衡现象以及各类失调状况。

在无奈之下对右派进行批判，周恩来亦曾言及“彭总的信是右倾的典型代表”等言论。然而，他的关注焦点始终聚焦于经济领域，正如他本人所述，在庐山会议期间，为了确保1959年和1960年主要经济指标的实现，他与国家计委及工业交通部门的负责人对每一项指标进行了细致的核算，“忙碌不堪，疲惫至极”，历时四个星期才完成这一繁重的任务。

周恩来坚定地强调，在工作态度上，必须准确核算，确保账目明晰。尽管地平线上显现出右派的挑衅，然而其尚未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

在反右与务实之间寻求平衡，周恩来内心的矛盾显而易见。这种纠结的心态，在他参与庐山会议期间，塑造了他双重的人格特质。

自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持续举办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深入探讨并批判了彭德怀等人被指称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

经过数次会议的讨论，彭德怀的形象已逐渐被刻画为“野心勃勃的政客”和“表里不一的伪善者”，涉嫌组织所谓的“军事俱乐部”；他公开抵制总路线、党中央以及毛主席的领导，其历史表现更是与毛泽东同志三分合作，七分分歧。

彭德怀等人不得不作检讨，检讨的范围，涉及到历史上土地革命时期犯过的几次“路线错误”以及这次在庐山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八届八中全会取得成果：

在《八届八中全会公报》中达成共识；一致通过了《关于纠正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采纳了《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坚决抵制右倾机会主义而奋斗》的决议；作出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的决定；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随后，中央工作会议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及军委委员的职务；同时，黄克诚的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及总参谋长职位亦被撤销；张闻天被剥夺了外交部副部长的职位；周小舟亦不再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庐山会议落幕之际，党内外弥漫着浓厚的“反右派”氛围，建设领域中的急躁冒进情绪遂再度抬升。在此背景下，预定目标并未有所降低，反倒是掀起了一股新的“大跃进”热潮。

至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扩大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国家计委提交的《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报告重申了追赶英国的宏伟目标，并将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设定为五年。同时，报告还明确提出了在八年时间内基本完成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规划。

盲目追求超越与设定不切实际的高目标，往往只会招致令人痛心的后果：

相较于1957年，1960年粮食产量降幅达26.4%，棉花产量更是锐减35.2%，滑落至1950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则缩水了54%。

农业生产的整体下滑，严重波及民众生活，导致食品、衣物和日常用品供应紧张，市场供需失衡。国库虽尚存些许余粮，却几乎无力调剂。严重的饥荒横亘在眼前，众多省区更是遭遇了大批民众饿殍遍野的惨痛境遇。

直至1981年，中共中央正式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对这段历史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该决议明确指出：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这场斗争不仅严重破坏了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更在经济领域中断了纠治“左倾”错误的努力，导致错误的影响持续了更久的时间。

正因为“大跃进”运动与“反右倾”斗争的失误，加之自然灾害的肆虐以及苏联政府出尔反尔的违约行为，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间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国家和人民承受了巨大的损失。

首先，经济建设遵循着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唯有深刻地尊崇这些经济法则，在坚持实事求是、稳健进取的前提下，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方能取得成就，实现创新，突破难关。若背离唯物史观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内核，必将遭受历史的严厉制裁。

其次，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充满了坎坷，人们对这一道路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鉴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以及实践活动的艰巨性，唯有秉持科学求真的态度，遵循稳健积极的实践原则，方能避免盲目，减少误入歧途的可能性。

第三，唯有坚定不移地强化党内民主机制，充分调动党的集体智慧，方能确保执政党领导方向的最大化正确。一旦以任何手段削弱党的集体领导，或是在实质上形成“一人独断”的态势，必将给党和国家的发展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